環球企業家 發行日期:2009/07/10 刊號:200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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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玉嬌案中被冷落的程序疑點

 本報記者黃秀麗發自北京

  上週二,鄧玉嬌案一審判決落幕。有罪免罰的實體結果廣受關注,但鄧玉嬌案從始至終,一些涉及刑事訴訟程序正義的問題並沒有被輿論足夠重視。

  一些受訪的刑法學家對此表示憂慮,中國的司法如果不在程序正義上下功夫,那可能因為輿論關注而保障了一個鄧玉嬌的權利,但無法保障其他鄧玉嬌的公正。被他們探討的鄧玉嬌案程序正義涉及三方面。

  偵查階段,律師有沒有調查取證權?

  鄧玉嬌案中,5月21日、5月22日,發生了一場“證據爭奪戰”。北京律師夏霖、夏楠會見鄧玉嬌後,爆出性侵犯情節,請求警方保存鄧玉嬌案發時穿的內衣內褲。然而第二天,鄧玉嬌媽媽張樹梅稱,內褲已被她清洗。

  當天,在律師、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的見證下,警方封存了已經失去效力的證據。

  這一事件的發生引發了學者對刑事訴訟法33條的質疑。該條規定是:“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也就是,這條規定事實上否定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

  “律師在偵查階段沒有調查取證權,這是值得反思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陳衛東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行法律對律師的調查取證權表述不清。而刑訴法96條又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只有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和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的權利。新修訂的律師法對調查取證權也沒有完全明確。

  陳衛東認為,這種規定是有問題的。在中國,律師很少在偵查階段介入案件,這是個奇怪的現象。“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美國家,辯方自己聘請偵探搜集證據都是允許的,律師的辯護不分偵查、審查起訴、開庭審理階段,是連續的。”陳衛東說,而我國,連律師的調查取證權都有諸多限制,尤其是在偵查階段,很多人就認為律師的身份只是一個“法律幫助人”。

  “作為辯護律師,我們通常是針對控方的證據找出漏洞辯護。”北京刑辯律師許蘭亭這樣介紹,在偵查階段,律師幾乎施展不了手腳。這樣不完整的辯護,被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稱為“螺螄殼裡做道場”:“控辯雙方的權利不對等。其直接結果是,偵查人員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案件的證據材料進行篩選,其篩選過程沒有任何監督。冤假錯案的發生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陳衛東也認為,在偵查階段,確實存在控方根據自已的需要“篩選”證據的情況。他認為,按照刑事司法精神,律師只要接受了委託,他就有權利調查取證。這項權利屬於非公權力,不應有所限制,只要法律未禁止就可以做。偵查階段是律師取證的最好時機,錯過了,就取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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