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欣︱素食主義理念的譜系學考察

北京新浪網 (2021-06-14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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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郭欣︱素食主義理念的譜系學考察

《不流血的革命:素食主義文化史》,[英]特里斯特拉姆·斯圖爾特著,丘德真、李靜怡、王汐朋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5月出版,496頁,78.00元

您對新買的書,如果有隨手丟掉護封的習慣,那恐怕會錯過深入解讀《不流血的革命——素食主義文化史》(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Vegetarianism From 1600 to Modern Times

)一書的關鍵鑰匙。這本由湖岸文化策劃引進、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新書,在其鮮綠色封皮的內側,用最後一段小字介紹了作者——英國作家和環保活動家特里斯特拉姆·斯圖爾特(Tristram Stuart)的一些事迹:

作為一名驕傲的免費素食主義者,他在2009年策劃了「餵食5000人」活動:5000人在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上聚餐,免費享用利用被遺棄的蔬菜及其他食物製成的午餐。

事實上,斯圖爾特至今已經策劃組織了多場「餵食5000人」(Feeding the 5000)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僅英國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此一處,該項活動除了於2009年之外,還於2011年舉辦過;2015年這項活動在英國南部的布萊頓舉辦;而在2014年,該活動登陸大洋彼岸的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拉開帷幕,後續活動擴展到了紐約、首都華盛頓等城市;此後,這項活動在巴黎、都柏林、悉尼、巴塞羅那、雅典、米蘭等多地展開。

「餵食5000人」絕非斯圖爾特的一次偶然實驗,而是被他領導發展為一種持續性、跨國性的公共文化事件。活動名稱「Feeding the 5000」中的定冠詞「the」提示出一個問題:這「5000人」是否緣自什麼典故,以至於成為呼召公眾的某種「意象」(icon)呢?事實上,這種意象對於浸淫於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公眾來說,是非常確切且鮮明的。在那裡,有一則被代代熟知並傳誦將近兩千年的宗教故事,即基督教核心人物耶穌所行的神蹟:

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村子里去,自己買吃的。」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說:「我們這裏只有五個餅、兩條魚。」耶穌說:「拿過來給我。」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十四章,中文和合譯本)

此事自《新約聖經》寫就時就被視為耶穌最重要的神蹟奇事之一,因為《新約》的全部四本福音書都詳細記載了它。在基督教世界的傳統中,這則故事被稱為「五餅二魚」或「使五千人吃飽」,後者即是斯圖爾特所發起素食活動的抬頭。不難知道,「使五千人吃飽」這一名號,早已在此前的一兩千年裡,被無數基督教活動所使用(英語教會就是使用「Feeding the 5000」這一短語),至今仍是如此。

「五餅二魚」及「使五千人吃飽」之於基督徒們意味著什麼?雖然基督教釋經傳統歷經多個世代,體系極其龐雜,但面向大眾的關於基本故事的解釋大體保持著穩定。單從文字表述上,「五餅二魚」與「使五千人吃飽」兩者之間就含有強烈張力:前者表明了食物匱乏的困境,而後者用「五千人」這一字眼凸顯出豐富有餘的超越式滿足。在兩者之間,上帝之子耶穌那一場「從無到有」「由少變多」工作的創造性就令人驚奇了。教會能夠透過這樣的典故,喚起信徒對基督乃至上帝恩典的紀念與頌讚。但倘若有人公然聲稱自己將為公眾展現一回「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其意涵即便不是頗具挑戰性的,也是足夠令人震驚了——他不啻是在宣告:自己仿若救世主一般,也是一位「創造者」!

斯圖爾特正是希望收穫類似的效應(但他並非要令自己成為「創造者」的獨一化身,關於這一點我們會在後面看到)。並且,他的確就是從基督教文化中某些「痛點」切入的。他於2009年籌劃首次「餵食5000人」活動時所運用的文案,直陳「聖誕節已成為浪費食物的代名詞」。正如《不流血的革命》一書的論述風格,斯圖爾特善用獨特而敏銳的視角,發掘歷史現象並給予概斷:聖誕節盛宴歷來都是為了紀念並慶祝一年中食物的豐收。如果讀者了解西方聖誕傳統節期與冬至之間在天文-物候-農業生產-文化上的微妙關聯,就更能認同斯圖爾特的眼光。繼而,他用數字例證了當代聖誕假日里可觀的食物浪費,鼓勵民眾前來發現並親身體驗「在不裝滿垃圾箱的情況下讓肚子鼓起來」的方法。在此,他再一次地指涉並借用了《聖經》中「使五千人吃飽」典故的某些要素:

他們吃飽了,耶穌對門徒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糟蹋的。」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就是眾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六章,中文和合譯本)

「不裝滿垃圾箱」的口號,與耶穌的教導「收拾食物零碎以免糟蹋」及門徒「將剩餘食物裝滿十二個籃子」,形成了鮮明有力的呼應。由此不難窺見斯圖爾特的宣傳策略:他著力喚醒公眾既有的宗教記憶,利用西方世界歷久形成的基督教節儉傳統的積淀,開拓了推廣與實踐自己新型素食理念的舞台。

預先理解斯圖爾特在成為「一名驕傲的免費素食主義者」過程中所依賴的宗教文化要素,對於讀者抓住《不流血的革命》書中潛藏的思想線索,是至為重要的。《不流血的革命》英文原著出版於2007年,相當於作者開啟新型素食運動的預備性著述。而該書在歷史采述方面最直觀的特點是,幾乎全卷(中文版有足足四百七十多頁)都在記述「1600年以來歐洲的素食主義歷史」(中文版「推薦序」指出:書名加上「歐洲」才更為準確),對於作者自己的素食觀念,卻不甚直接表露聲色,直至「尾聲」一章的最後部分,作者方才展開自己的旗幟。而對於比中國讀者更早讀到此書的西方讀者來說,本書留給他們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作者每每試圖在歐洲素食主義與古代印度宗教文化之間建立關聯。這誘發了讀者對彷彿是「新披露」的歷史乃至對作者本身視角與思想的強烈好奇,有時甚至是質疑。那麼,如果忽略了作者對宗教敘事的高度敏感,中國讀者恐怕更會對此書所呈現的紛紜聚訟,感到「只有熱鬧,難曉門道」。

作者在本書的「引言」中已經言明:「一切都要從《聖經》的首章《創世記》說起。」然而,在他看來,歐洲素食主義文化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此前大約一千六百年中「得不到審視」的「動物為人類而生」這一宗教或形而上學命題不斷發起挑戰的歷程。作者緊接著說:「任何神殿都有罅隙,素食者們在其中埋下了撼動神殿的撬棍。」這不僅是一則生動別緻的比喻,更是暗示了他為整個歐洲素食主義運動賦予了「宗教挑戰」這一解釋。如此,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作者所領導的新型素食運動,就不難理解其策劃技術所獨具的匠心。

為了全面揭示「神殿的罅隙」,作者完成了大量的基礎工作:這本書涵蓋了歐洲素食主義的全部「顯性」源頭,即從《希伯來聖經》(舊約)至古代希臘的哲學科學先賢思想,並述及了歐洲最重要的幾位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詩人,如培根、牛頓、笛卡爾、盧梭、洛克、雪萊等人的素食觀、素食實踐或他們對素食主義哲學基礎的貢獻。在這個層面,素食主義的倫理線索,從文化發源結構看,不外乎古希伯來與古希臘,即大家熟知的「兩希論」所指出的,從道德關切的話題看,總離不開善良、反殘忍、和平、平等、精神與身體之健康等等。這顯然屬於維護素食主義的尋常路數。倘若作者僅僅因循這套言說方式,那麼,《不流血的革命》一書必然只能淪為裝著舊酒的一個新瓶子而已,對於滿目暢銷書的當下讀者來說實在缺乏新意。

而斯圖爾特能夠成為新型素食運動有力的倡導者,其「講故事」能力就不可低估。在《不流血的革命》一書中,那些看似小眾的、不入主流學術視野的歷史人物——用作者自己的話說,他們是「處於邊緣位置的人物」,實際上佔據了比記敘那幾位家喻戶曉的哲學科學偉人多得多的篇幅。而且,作者對前者及其發動的運動之歷史意義的詮釋,充分地置於了更為廣闊的經濟、政治、戰爭、社會革命等背景之下。而這些背景大多是衝突性的、帶著血腥味的,由此反倒襯托出書名「不流血的革命」,亦即歷代素食運動的價值意蘊。

當本書聚焦於那些小眾人物的同時,也將食物這一話題從宏大敘事帶至了小敘事的言說境域中,即回歸到食物之於個體之人的基本意義:食物是個體生存的最直接倚賴;對眼前食物的處理方式、看法和感受,迫切地影響著人們最真實的慾念與思想。歷史上素食運動的領袖與積極倡導者,固然要在《聖經》等宗教典籍或哲學科學聖賢著述中尋找理論依託以說服他者,但這遠遠不如他們身體力行地吃素從而影響身邊的見證者來得直接與生動。

實際上,《不流血的革命》從開卷講述大思想家培根的素食主義經歷起,就特別注重對所有主要人物的個體經驗的發掘。它們不僅是「軼事」式的,有時甚至是「醜聞」式的,譬如當時被非議的焦點人物往往會伴隨著在性方面犯有瑕疵或罪愆的指控。從講故事的角度說,這或許是一種調味劑,但一定能夠令歷史人物的生活樣貌顯得頗為真切與鮮活。更為重要的是,作者以此鞏固著讀者中的素食人士對其已秉持之觀念的生活化認識,以及對潛在的素食主義讀者形成某種「勸說」:素食生活不論對何種階層的人士,包括我們普通人自己,都是真實且息息相關的,不僅在形而上的思智層次中,更可以在日常生活經驗里,獲得確切而有效的實踐。可以看到,原著付梓之後的「餵食5000人」系列活動,映證了作者的素食主義實踐觀:他並不是獨自施行「五餅二魚」,而是每次邀請來數以千計的普通人,分享實現這一素食奇迹的方法。

嫻熟布置意趣盎然的生活敘事,優化了讀者的感受。有此鋪陳,作者斯圖爾特便不失時機地要帶大家踏上為素食主義「元敘事」尋根溯源的旅程。即便《不流血的革命》一書或許為了符合通俗讀物的體例而完全缺少學術式的文獻標註或名詞索引,但它仍以引人入勝的筆觸,顯露了作者考究歷史材料的出色功力。

原著書名中的「From 1600」點出了被作者考察的歐洲素食主義文化史的起點。十七世紀對於歐洲而言,是一個空前卓著的轉捩點。承襲文藝復興之勢,宗教改革與科學革命等運動值此正是風起雲湧、如火如荼。而在政治層面,席捲英國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之譽稱「不流血的革命」,更被作者直接借用成為本書的大標題。延綿於後世的歐洲素食主義運動,便是在這麼一個特殊的背景下萌發起來。

以往占統治地位的天主教在《聖經》解釋上的傳統這一「神殿」,在被宗教改革運動者猛烈解構的同時,也被素食主義者「撬動」了。對十七世紀素食運動的諸多重要代表人物(不論是邊緣人士還是主流學者),本書主要在第一部分

(第一章至第九章)

詳細介紹了他們如何對《聖經》關於人與動物關係及至飲食的教義進行重新闡釋。縱觀此條線索,這些素食主義者最主要的釋經進路,在於儘可能地回歸到《聖經》最原初的語境,即古代希伯來文化世界中。這與十七世紀在歐洲興起的「崇尚猶太主義」相契合。

當時諸多素食主義者反覆強調著一種希伯來式觀念:人類始祖亞當在墮落以前所過的伊甸園生活,才是符合上帝完美要求的典範。在那裡,沒有人對人的殺戮,也沒有人對動物的殺戮,人類是茹素的,並遠離墮落之後的一切殘忍與敗壞。然而,他們嚮往伊甸園即「純潔亞當」的生活方式,顯然不能與當時最普遍的社會共識即「耶穌基督救贖」信仰相抵牾。這類調和工作並非困難。《不流血的革命》挖掘出當時素食主義者的若干闡釋方案或援引證據,譬如:早期基督教(存在於公元一、二世紀)將食素作為重返伊甸園的途徑;基督千禧年王國降臨人間的條件,是普世實現和平(當時和平主義與素食主義業已被某種程度地同質化);基督最重要的即關於「愛」的誡命,不但要落實在人與人之間,還要落實在人與動物之間;等等。

如此,十七世紀素食主義者構建元敘事的工作,由作者還原出一段完整且較為健壯與清晰的歷史邏輯鏈條:一端指向《創世紀》描繪的伊甸園,另一端連接著新約時代耶穌基督的訓誨與應許。然而,作者在第四章

(全書連「尾聲」共二十八章)

則以「畢達哥拉斯與印度聖哲」為題,及時地吸引讀者,接近他最感興趣的話題。其中的故事讓久覽歐洲歷史的讀者一洗耳目,彷彿是陣陣海風,讓人倍感清新。

「海風」比喻並不過分。在十七世紀,除了前述的若干大變革、大創新之外,還有一類革命達到了高潮,那就是:地理大發現(Age of Exploration)。現在,作者將帶領我們在地中海-印度洋航線上乘風破浪,回到那個令歐洲探險家激動而震驚的年代。歐洲人在得悉印度宗教文化中的祭司貴族即婆羅門階層對動物履行極端的道德責任(當然也包括極其悠久的素食傳統)之後,不禁對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教義在道德上的至高性與完整性,產生了懷疑。印度在向歐洲采攫者敞開豐富而奇異非凡的物產世界的同時,她那深奧而玄妙的宗教更是令歐洲思想家目眩神迷、痴狂不已。正如前述的「崇尚猶太主義」一樣,歐洲由此開始時興「印度教風潮」。彼時一些歐洲思想家受「東漸之風」的熏陶,力圖釐清歐洲文化如何在其淵源上受到了印度宗教的影響。顯然,若以此重新闡釋基督教,難度是過大了(但這並非不可能,後面我們將會看到作者所做的)。而古希臘哲學有著來自印度宗教的血脈,卻被當時遠涉重洋、博採人風的探索者找到了許多證據。不僅是畢達哥拉斯,還有柏拉圖、蘇格拉底,甚至是更早的第歐根尼,都被發現是印度宗教思想的受惠者,從而在古希臘時代就推廣素食主義。此章精彩紛呈,形成了本書的第一個高潮。藉助於強烈的代入感,作者在各條分支線索(包括中國讀者熟知的馬可·波羅)的交錯融合之中,揭示出歐洲素食主義的第二根邏輯鏈條:歐洲素食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臘,而後者的素食哲學,又有著古印度宗教之根。

至此,歐洲素食主義兩根不同的「元敘事」歷史邏輯鏈條,已由作者交代清楚。作者於後文所論述的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素食主義思想,即便它們在科學與社會思想進步的背景下取得了新要素,也不外乎是十七世紀已經形成的素食主義元敘事的延續或變體。這些新要素都可以在「元敘事」的邏輯鏈條之上,被串聯起來。本書的前六章,已足夠豐富地記敘了十七世紀歐洲素食運動在回歸「希伯來式伊甸園生活」與「印度婆羅門風俗」上的實踐。但這僅僅是作者為推展自己理念所做的一些鋪墊而已。接下來的故事,將更令人驚詫。

作者斯圖爾特在第四章里,記述道:十四世紀天主教教廷使者馬里尼奧利,在親赴東方世界深入考察后指出:印度的素食風俗是伊甸園完美生活樣式在世間的延續。首次出現在該章的這種論斷,將在後面的篇章中被反覆發掘與不斷強化。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正是作者本人立場的一種反映。

受到海上新航線所帶來的印度見聞的啟發,十七世紀的一些素食主義者已經開始考慮:讓歐洲人接納素食生活的一種可行途徑,是將基督教教義與印度婆羅門信仰有力地結合起來。本書第五章記載的托馬斯·特賴恩(Thomas Tryon)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即便如此,他還是飽受質疑與抨擊,被指控為異端。這令同時代的一些思想家意識到:為了確證基督教與印度教之間的歷史關聯,必須另闢蹊徑——這也是作者特別注意到的。於是本書有了最短的、卻極為關鍵的一章,第七章:「揭秘卡巴拉」。

卡巴拉(קבלה)是猶太神秘主義傳統的重要一支,因此長期被隔閡於主流基督教與主流猶太教(除了哈西德等教派[חסידות])的神學體系之外,更讓大多數中國讀者感到陌生。然而,卡巴拉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支配著猶太文化的基礎。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猶太民族的傳統聖像、當今以色列國國旗的中心圖符——大衛六芒星,已被學界公認為是源自於卡巴拉(所以招致一些正統猶太教人士的抵制)。卡巴拉的這種處境,與東亞文化中的「周易」十分類似。《易》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被認為是「群經之首」,它與「陰陽」「天人合一」等思想一道,被視為中華文明乃至東亞文化圈的源始元素。「陰陽」與/或「八卦」符號恰恰也為韓國、蒙古的國旗所採用。然而,越是源始性的,就越難以祛除神秘主義色彩,尤其是在民間語境中。斯圖爾特介紹卡巴拉時,指出其興起於十二世紀,這是接受了學術界方法論的限定。在卡巴拉信奉者的觀念中,其歷史可追溯到猶太人祖先亞伯拉罕的時代。

卡巴拉並沒有直接的關於素食的教義,十七世紀也未出現卡巴拉旗幟下的素食生活運動(對比其他篇章,這正是第七章如此之短的原因)。卡巴拉能夠在這本介紹「1600年以來」素食主義歷史的書中登場,在於十七世紀歐洲出現了第一本由基督徒寫就的卡巴拉學術著作,即《卡巴拉揭秘》。該書的主旨乃是將基督教、猶太教以及異教文化(尤其是印度教)「統合到一個真實的信仰之下」。這才是斯圖爾特極為關切的事情,以至於他盛讚該書「具有劃時代意義」,並且直接以該書之名作為第七章的標題。

斯圖爾特尤其關注《卡巴拉揭秘》所載述的猶太神秘主義一個極重要觀念:「轉世輪迴」(גילגל,gilgul)。它是卡巴拉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十六世紀的以色列人艾薩克·盧里亞的學說的核心主題之一。顯然,「輪迴」觀念的出現,極大地縮短了猶太教與印度教的距離。十七世紀的這些卡巴拉復興者,「堅持認為畢達哥拉斯和印度人的轉世輪迴思想來自猶太人(而非相反)」,「並且(輪迴思想)要與基督教原則融合」。在第七章中,斯圖爾特將問題引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卡巴拉輪迴思想指向了素食主義自己都從未清晰意識到的,其所應當依賴的某種倫理根基,即動物與人的「同質性」。這種屬性之所以是倫理的,乃是因為動物的痛苦與人類的罪惡,在輪迴的框架中,或相互促進,或相互消弭:人的惡行將使他/她在來世中成為「理應受苦」的動物,而善待動物既是以慈憫與寬恕之愛幫助它們在靈魂上得以「升華與改良」從而成為義人,也是在幫助施善者自己臻於完美。這體現出一種「上升」觀,即:萬事萬物都試圖向上提升,終極目的是通達「神的國度」,親近上帝。

卡巴拉輪迴思想可能是撼動基督教神學傳統的「撬棍」中最為犀利的一支,它為「善待動物」命題發掘了全新的基礎,也為後來的素食主義者帶來了極大的啟發。其中最為著名的人物,不是別人,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艾薩克·牛頓。

《不流血的革命》在第八章中,詳細記述了牛頓——這位將「尋找純粹宗教視」視為與「發現萬有引力」同等重要的科學巨人,如何發展出他的動物倫理觀及素食主義思想。對於基督教繼承自猶太教的「不吃帶血的肉」這一律令,牛頓認為它「不只是一項儀式性的禁忌,而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道德指引」。因為,猶太人屠宰時所採用的割喉與放血措施,給動物帶來的痛苦是最小的,在道德上遠優於歐洲慣用的勒死方式。在此,我們不妨注意,《不流血的革命》書名中「不流血」,原文是「bloodless」,僅以字面而言它的意思是「沒有血的」。聯繫牛頓的食肉道德評價,這或可成為對書名另一角度的解釋。在善待動物與素食原則方面,牛頓斟酌后提出了「不必要的殘忍」這一表述。這竟成了大約二百五十年後興起的「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運動核心術語的濫觴。而這隻是牛頓宗教思想的一小部分。

眾所周知,基督教是猶太教的分化,而牛頓指出:猶太教是摩西接受古埃及某種一神教的產物,而那個埃及宗教又是挪亞宗教的繼承者,挪亞是上帝旨意直接的(考慮到大洪水,他是唯一的)傳承人。不但如此,牛頓還根據《創世記》論證了:在挪亞與摩西之間,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派往東方,成為古代印度婆羅門的祖先。所以,在牛頓看來,婆羅門才是「純粹宗教」的妥善保存者,他們過著「德行的生活」,其中當然包含著食素。

牛頓徹底顛覆了猶太-基督信仰傳統的基礎。為此他花費了巨大的精力,以至於數百年來科學界對這位巨擘的宗教狂熱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而後世的神學界亦是敬謝不敏,更不要說當時的宗教界,對這位要人的驚世駭俗言論感到多麼錯愕了。然而,牛頓的工作卻為《不流血的革命》作者斯圖爾特的素食觀念,提供了最好的理論基礎,可謂是一套新的「牛頓定律」:素食主義元敘事的兩根歷史邏輯鏈條,由古印度婆羅門完美地聚合起來。更值得欣喜的是,婆羅門文化以其超凡的生命力,強健地延續至當今,是素食主義「活的靈魂與榜樣」。

人類走進二十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又開始面臨人口爆炸、壞境污染、資源濫用,以及生態惡化等重大危機。《不流血的革命》立足於素食文化,又能帶來怎樣的啟示與告誡呢?還是得回到斯圖爾特的宗教思想線索上,才能更通透地看到答案。作者特地安置了第七章「卡巴拉揭秘」,這並不是偶然的。它帶出了中心詞「輪迴」(gilgul)。這一希伯來單詞與印歐語系詞根「kwe-kwl」是同源的,後者為英語帶來了circle(圓)、cycle(循環)、wheel(輪)這一系列單詞。由十七世紀卡巴拉學家復興的輪迴觀念,表明了萬物以「循環式的上升」方式歸回造物主的訴求。他們的論斷,「神是小心地平衡動物與人類的生死比率,以便讓生命鏈的流動能夠保持在穩定狀態」,與當今生態主義思潮在某種意義上的呼應關係,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斯圖爾特自己的素食主義觀念謎底之所在。為了世界的永續發展,人類必須重新平衡自己與萬物的關係,這就要求我們在飲食方式上做出調整。這不僅關乎是否善待動物,更關乎整個生態世界:「如果我們少吃一些肉,特別是那種以不可持續的方式生產的肉類,我們就可以少破壞一些森林,少浪費一些水資源,少排放一些溫室氣體,從而守護下一代的地球資源。」

卡巴拉輪迴思想,由斯圖爾特實踐為「食物的循環」。他所領導的「餵食5000人」活動,通過重新加工原本被遺棄的蔬菜等食物並讓公眾分享它們,實現了一種「萬物經過我們而變得更加美好」的「循環式上升」。注重於生命意義,「輪迴」也可被翻譯為「轉生」。斯圖爾特正是讓那些被浪費的食物在公眾手中獲得了某種新鮮的生命樣式。而在「五餅二魚」式活動所烘托的宗教意味之下,這一舉動更是一種「創造」。在基督教語境中,上帝透過他的話語創造世界,耶穌又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的話語。」對於斯圖爾特而言,未來的素食者應當不再停留於單單依賴食物的層次,而是以「活出上帝樣式」這樣的美德,創造食物。2017年,斯圖爾特領導啟動了新的全球性公益活動:Feedback,意思是「Feeding People, Backing the Planet」(餵飽大眾,守護我們的星球)。他的素食主義理念,由此上升至一個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