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腐爛的屍體不能說話,卻可以拆穿不在場證明
原創 栗子 果殼
1993年12月16日,密西西比州,派克縣。
警方接到報案,趕到薩米特鎮上的一間木屋,看到三具高度腐爛的屍體。年輕的夫妻被銳器刺死,四歲的女兒被勒死/掐死。調查發現,所有線索都指向報案人,就是男性死者的繼父。
他在1991年給(繼)孫女買過壽險,正是兩年過後才能收益的險種,且在發現屍體第二天便申請了理賠。加之舊有的疑似騙保記錄,警方相信他和三人的死脫不了干係,只缺少直接證據。

這位常年觀察屍體腐爛過程的科學家,把三具遺體的狀態套進一條公式,估算出的結果是,死者在警方拍照時已經死去25-35天。

檢察官事後回憶說,假如沒有巴斯教授,那個人很可能脫罪的。法庭的判決結果,對一種當時看來有些前衛的研究方式來說,算得上一次肯定。
這種研究方式,就是巴斯教授創建的人體農場。
用屍體做什麼研究?
回到1981年5月,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

田納西大學的巴斯教授和學生們,給這具遺體編號為1-81,並把他放在一片水泥地上,任他自然地腐爛。為了不讓動物把屍體吃掉,外面還套了一層鐵絲網罩。

這片1英畝的場地原本沒有名字,巴斯教授為了發論文,才勉強給它取名「人類學研究設施(ARF)」。而從這裏發出的第一篇論文,是關於人體腐爛過程中的昆蟲活動,1-81到4-81都參與了。
蟲兒飛,蟲兒飛
不少昆蟲對死亡的氣味很敏感,能從幾百米乃至數公裡外及時趕到屍體所在的地方。

第一階段是新鮮期(Fresh Stage)。溫暖的季節,屍體從冷藏櫃出來,在空地平躺不到1小時,麗蠅便早早趕來了。很快,雌蠅先在屍體臉上開孔的地方(如口鼻眼耳)產卵,孵化也在6-40小時內迅速發生。幼蟲開始以屍體的軟組織為食,數量會在3-10天之間壯大起來。

第三階段是腐爛期(Decay Stage),氣體散去,屍身不再膨脹。麗蠅幼蟲數量達到頂峰,而後大量飛離屍體,鑽進土壤開始成蛹。屍體上的甲蟲數量漸趕上蠅類。
第四階段是乾燥期,屍體只殘留少量組織。這個階段開始時,能觀察到的昆蟲幾乎只剩兩類甲蟲,隱翅蟲科和露尾甲科;接著,又有另外三個甲蟲科後來居上。甲蟲們以餘下的乾燥組織為食,也取代蠅類,在數量上成為主導。

此前的文獻記載當中,沒有誰對人類遺體上的昆蟲活動做過如此詳盡的觀察實驗。這項研究發表在1983年的《法庭科學雜誌》(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上,也成了雜誌創刊起引用最高的論文之一。
從那以後,不同昆蟲的活動情況,都與屍體分解階段對應起來,成了巴斯教授和同事們判斷人類死亡時間的重要依據。
當然,這遠不是全部。
塵歸塵,土歸土
除了昆蟲,科學家們還想過用屍體腐爛過程中滲入土壤的物質,來判斷人類的死亡時間。比如,組織分解時會產生揮發性脂肪酸,時間越久釋放越多,這些脂肪酸在土壤中的含量,也是屍體分解進度的一種體現。
1991年,巴斯教授的博士生阿帕德·瓦斯(Arpad Vass),用一年內不同時期死亡的7具遺體來研究這個問題,發現了有意思的規律:

也就是說,假如一具屍體在平均30℃條件下分解了15天,另一具屍體在平均15℃條件下分解了30天,他們的ADD相等,屍體分解也應當進行到相近的程度,展現出相似的狀態(零度以下計為0度)。此處的相似,不限於揮發性脂肪酸在土壤中的濃度相似,也可能是皮膚滑脫程度相似,或者骨骼暴露程度相似等等。

還記得開頭提到的小木屋一家三口被殺事件吧。巴斯教授看過屍體照片之後,便是根據皮膚滑脫情況、骨骼暴露情況、毛髮脫落情況和昆蟲活動情況這四種指標,估計腐爛屍體的ADD;再代入案發地深秋的氣溫,得出了死亡時間在25-35天前的結論。
這樣,檢方才有理由堅持三人大約在11月中旬死亡,促使法庭認定嫌疑人的罪名。假如估算結果落在12月初,嫌疑人就有不在場證明了。檢察官說,他求助巴斯教授的時候,特意沒提自己認定的案發日是哪天,因為他當時還對這種推算方式心存疑慮,想試試究竟可不可靠。
至少從結果看,嘗試是值得的。
沒那麼簡單

2002年2月,一對夫妻報案說7歲的女兒失蹤,他們前夜把女兒抱到床上就再沒見過她。警方很快鎖定了50歲的鄰居,在他的房車和外套上,分別發現了一滴失蹤女孩的血跡。他的家裡和車上還有女孩的指紋與毛髮,和女孩家地毯質地相似的纖維,以及女孩家狗狗的毛髮。
看似鐵證如山,但辯方也提出了懷疑:嫌疑人和女孩一家相熟,女孩常到嫌疑人房車裡玩,最近還去過他家。以及,有人證實女孩失蹤當天,她的母親和嫌疑人在酒吧跳過舞,有些痕迹可能是那時轉移到了嫌疑人身上。另外,當晚女孩父母召集多人在家聚會直到清晨,其他客人也有可能帶走女孩。

法庭上,幾位法醫昆蟲學家都依據昆蟲繁殖周期判定,受害人死亡時間在嫌疑人受到警方監控之後。控方求助的法醫昆蟲學家也不例外,只是他基於立場補充了一句:可能有別的因素延遲了昆蟲活動。
另一方面,控方請到的非昆蟲學方向的法醫學者們,則認為死亡時間在失蹤後幾日,那時警方對嫌疑人的監控並沒開始。專業人士的意見出現了分歧。

這份判決令外界產生過強烈質疑。許多人認為,在重大疑點尚存的情況下,量刑未免過重。直到日後從警方源頭流出匿名消息,指屍體發現前不久,辯方律師曾經與檢方談判,期待用拋屍地點換取檢方放棄追求死刑,大部分人心裏的疑團才漸漸散去。
但即便如此,法醫學者之間出現矛盾結論的源頭問題也並沒有解開。假如科學家能為屍體提供更豐富的環境,讓他們在不同的條件下腐爛,也許有機會讓一些複雜的情況得到解釋。

當屍體裸露在外,蛆蟲吃它的時候,常常留下最外面的表皮層來遮擋陽光。所以,有時乍看新鮮的屍體,近看卻發現裏面已經被吃空,只剩骨架和一層皮。

外界條件稍有不同,屍體的分解進度條就可能發生不小的改變。比如,有人在室內死去,屋外的蠅蟲未必很快趕到。如果科學家對一些影響因素不甚了解,就容易錯判死亡時間。
當年,巴斯教授之所以下定決心開闢一塊觀察人類屍體的專用場地,也和一次失誤有關。
「我對屍體分解幾乎一無所知」
1977年12月,作為州政府聘請的法醫人類學家,巴斯教授收到警方求助。南北戰爭期間陣亡的威廉·塞上校的墓被人挖開,棺材上面發現了一具無頭屍,雖然高度腐爛,卻還有粉紅色的組織。

後來,警方在棺材里發現了前額中彈的頭骨。另外,屍體有許多蛀牙,有些還很嚴重,卻無一處被修補。一位穿著禮服的年輕人,卻沒有看過牙醫的痕迹,不得不令巴斯教授開始懷疑,死者生活的年代沒有牙醫。
不久,死者衣物的鑒定結果表明,材質皆是絲綢與棉質,沒有發現合成材料。類似的線索越來越多,巴斯教授和調查組最終相信,那就是威廉·塞上校。屍體看似新鮮可能是因為,密閉的鑄鐵棺材防水防蟲防氧氣,微生物的分解工作不容易推進。
把死亡時間判斷差了100多年,巴斯教授感到自己對屍體分解知之甚少。從此他便明白,一定要在自然環境下觀察人體腐爛才行。
而那時的巴斯教授,作為田納西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已經把系裡的課程進化成了一整套博士生項目,正引誘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加入團隊,也是時候搞個大事情了。
他向學校申請之後,真的獲得了1英畝的林地。那曾經是校醫院用來燒垃圾的地方,後來因為環保局不允許露天焚燒而閑置了。上文提到的那些前所未有的科學探索,都是在這裏完成的。


但真正讓巴斯教授和他的人類學研究設施(ARF)聲震海內的,並不是那些研究。
人類願意在死後被研究?
「人體農場」這個名字,也不是從來就有。
那是帕特麗夏·康薇爾的傑作。從1985年起,她作為技術寫作人員,在弗吉尼亞州首席法醫師馬賽拉·費耶羅(Marcella Fierro)的團隊工作過六年,也認識了常來幫忙的巴斯教授。
90年代初,康薇爾的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收割了愛倫·坡獎最佳新作與另外四項文學獎。以費耶羅博士為原型的女主角史卡佩塔吸粉無數,康薇爾也作為小說家正式出道。

彼時,教授只覺得她提的問題很有意思。他不會想到,1994年《人體農場》出版之後,田納西大學人類學系的電話連續幾周被打爆,他的研究基地成了媒體訪問的聖地。表示願意在死後捐出遺體的熱心市民,也明顯多了起來。

但這也只是個開始。2000年播出的《犯罪現場調查(CSI)》劇集,拯救了收視不斷下滑的CBS電視台,也打開了推理劇的一片天地。自此,這部劇開始以大約每年一季的速度勤勉更新,情節很快蔓延到了人體農場:一位攝影師被人謀殺,兇手將他的遺體丟棄在人體農場,混入了研究用的屍體當中。

雖然,1英畝的人體農場在2004年擴張到了2英畝,又在2013年擴張到了2.5英畝(相當於1公頃),團隊還是免不了拒絕一部分捐贈者,就像上圖深色條顯示的那樣。
除了影視或文學作品的宣傳之外,捐贈數量能在短短幾年之內激增,可能也有其他原因。
比如,田納西大學退休教授、人體農場曾經的負責人理查德·詹茨(Richard Jantz)說,把遺體捐給醫學院和捐給人體農場有很大不同,醫學院不要肥胖的遺體,也不要接受過屍檢的遺體,人體農場就不會拒絕這些。

當然,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多了一條新的限制:所有遺體在捐贈之前,必須接受死後新冠病毒檢測,得到陰性報告才可以捐贈。

參考文獻
[1] Bass, B., Bass, W. M., & Jefferson, J. (2004). Death's acre: inside the legendary forensic lab-the Body Farm-where the dead do tell tales. Penguin.
[2] Jefferson, J. (2000). Down on the body farm. ABAJ, 8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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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Farm of Rotting Corpses in Tennessee. (2011, September 2). [Video].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U0X9VVQn4&t=10s
[8] Vidoli, G. M., Steadman, D. W., Devlin, J. B., & Jantz, L. M. (2017).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anthropology research facility, Knoxville, Tennessee. Taphonomy of Human Remains: Forensic Analysis of the Dead and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Forensic Analysis of the Dead and t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461-475.
作者: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