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我覺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個母親的「傷心筆記」。裡面是一個做母親的人,在挫敗中如何試著去跟一個成長中的兒子相處,如何去瞭解他這一代人。我邊做邊跌倒,邊跌倒邊做,是一個飽受挫折的過程。

　　　　我誠實地把我嘗試的過程寫出來,那個挫折、困惑、傷心的過程,不管是從父母還是子女的立場,有一點微小的參考價值。所以它不是一個教導手冊,它比較是個「受傷筆記」。

　　　　□本報記者夏辰發自廣州實習生陳晨

　　　　龍應台艱難地決定離開10歲的菲利普、14歲的安德烈,離開歐洲到台北市政府去工作；四年後,在馬英九高票連任之後,她又毅然地決定離開政府,無論如何也不再續任。「我知道,如果現在不退下來的話,我跟孩子就不可能再有親密共處的機會了,也許此生都不會再有。因為孩子長大了,他們不會等你。」龍應台決定創造一個可以跟孩子相處的空間,她到了香港,老二菲利普決定來香港和她生活,「共處了很甜蜜的兩年」。

　　　　菲利普那時已14歲,母子每天都有很多話:談學校、談政治、談價值觀。母子一起買菜,也一起上街。「雖然他很小,卻像兩個世代的知識分子在交談。」兩年後菲利普回到德國父親身邊,大兒子安德烈來到母親身邊。龍應台突然發現:「小時候又親又摟愛得不得了的小天使,變成了一個冷冰冰的獨角怪獸。」「那種困境,跟你說你愛一個人,但卻不被他所愛,還挺像的。」龍應台作出的挽救努力是約兒子寫專欄,以此捆綁住跟兒子的交流。兒子答應了,專欄居然在兩岸三地大受歡迎。三年後推出的結集也成為兩岸三地的暢銷書。「原來文章那麼『厲害』的龍應台也可以被兒子修理得那麼慘,他得到一種『幸災樂禍』的快感。」龍應台說。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南方週末:我發現反響最大的就是《給河馬刷牙》那篇,但那個議題並沒有特別重的公共話題,相對來說是親子關係之間的話題。

　　　　龍應台:很有意思的是,通常我的書,大陸讀者反應最強的部分和海外讀者的不一樣。譬如《目送》的系列文章,大陸流傳最廣的是《不相信》,海外卻是《目送》。這一回《給河馬刷牙》卻是大陸與海外讀者一致最有感覺。

　　　　那天晚上我倆都睡不著,到陽台上...詳全文]]>  餘情余理

　　□長平

　　在信任關係相對正常的社會,動輒懷疑一個人的善舉,要求他出示每一句話的憑證,是一種不義的行為,也容易落為被人嘲笑的小人

　　余秋雨先生到底有沒有向四川災區捐款20萬元呢?在一面倒的質疑聲中,終於有一個支援他的關鍵證人站出來了,他就是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長肖融。肖副局長證實,余先生的確曾有意捐款20萬元,後來改為捐贈價值可能會超過20萬元的圖書。

　　不幸的是,也正是這位肖副局長,證實了余先生及其代言人多次說謊的事實。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余先生未曾向四川災區捐款20萬元,也沒有捐建三所圖書館,而且尚未捐贈三萬冊圖書,他只是決定將要捐贈。這和余先生及其代言人此前信誓旦旦“一次性捐款20萬元”、“獨資捐建三所圖書館”、“已經到賬了”並不相符。有人懷疑肖融副局長作假證,因為正如社會公眾一再要求余秋雨先生出示捐款收據卻未見“真身”一樣,他的這些說明也沒有憑證。對此,肖副局長給出了一個非常聰明的回答,說他們之間達成的是“君子協定”。

　　所謂君子協定,就是口頭約定,不是靠法律,而是靠道德來約束的合約。這種道德建立在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係之上。有論者提出是君子就不要搞君子協定,我能理解這是對法治社會的渴盼。但是,即便是法治制度相對完善的社會,君子協定也存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而且是社會運轉的基本粒子,越到人際關係的底層作用越明顯。你去市場買菜,不管如何明碼實價細緻入微,你也做不到一手交錢一手提著攝像機,你只能相信絕大多數菜販不會收了錢不認賬。就是法律本身,也建立在君子協定之上,比如原告和被告都相信,法官對鐵板釘釘的事實是會認賬的。這就是社會中基本的人際信任。

　　作家和讀者之間,必須有一種基本的信任關係,這本身就是一種君子協定。作家寫到痛苦,讀者的閱讀體驗首先是去想像痛苦,而不是懷疑作家寫錯了,或者故意騙人,把歡樂寫成了痛苦。同情與慈善也是這樣,有人替災區感到難過,為災民捐款,你立馬就懷疑他其實幸災樂禍,不僅沒有捐款而且還搶災民的錢,這就太讓人痛苦了。因此,我非常理解,當作家阿來被懷疑和余秋雨先生一樣詐捐時,他憤然寫道:“...詳全文]]>  吳澧

　　-顛倒黃白

　　大國之間的外交,是言而有信地做交易,而不是談戀愛

　　上次在“自由談”發了那篇《政治文明的形式“偽裝”》(南方週末6月11日)之後,有讀者說:“奧巴馬純粹為美國利益著想,對待別的國家是表面上的友善。”遇上有年輕同志講這種自以為眼光銳利、看透了別人“內心”的廢話,本人通常笑問你是否想和美國人談戀愛,而且是未經人事的十六七歲小女孩談戀愛,每天抓住男朋友問三遍:“你愛我嗎?你真的愛我嗎?你真的真心愛我嗎?”

　　美國總統奧巴馬最欣賞的新教哲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曾在一篇題為《笨拙的帝國主義者》的文章中講:“我們是一個商業民族,我們對政治、尤其是國際政治的複雜一無所知。”錢其琛前外長在《外交十記》裡不無揶揄地說:“(老布希政府的)貝克國務卿多年經商,又擔任過政府財政部長,所以無論辦什麼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歡『做個交易』。”而詹姆斯·貝克的口頭禪,“讓我們做筆交易”(Let's makeadeal),如今也成了國際外交界的通用語。

　　商業民族裡兩人做交易,需要不需要你濃情來我摯愛,情情愛愛心底來?不需要的。有情愛固然好,但這不是做交易的必要條件。必要條件是誠實,說話算話。發貨期限到了就發貨,而且不發假貨；付款期限到了就付款,而且不付偽幣。能做到這兩條,美國人就會稱讚說:好啊,我可以跟你dobusiness(做生意)。———注意:說能和誰做生意,在英語裡確實有稱讚之意。

　　我們中國人在歷史上不是一個商業民族,中美間的這一文化差異,有時令專家也糊塗。去年10月因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而中斷的中美副部長級防務磋商,本週在北京恢復會談。某校國際問題研究院一位副院長曾說:“美國(軍方)指責中國不『真誠對話』,他們自己還在對台售武,又期望中國如何『真誠』對話?”本人不知道軍方會談內情,但這位副院長對英語的理解尚可磋商。

　　中文裡的“誠&rdquo...詳全文]]>  編者按:

　　以“嚴謹”聞名的德國,這次採用了看似遊戲的輕鬆的方式,推廣自己的國家形象。

　　中國同樣面臨著向全球推廣自身的任務,而除了展現中國古老文化、悠久歷史之外,德國的一些操作思路,或許也值得我們借鑒。

　　儘管優質工業品常被看作德國最好的“國家名片”,然而在6月12日的一場名叫“德中同行”活動中,所有參展企業被要求“不許展示產品”。“一個德國的廣場”被帶到瀋陽,市民們一邊喝德國啤酒,一邊做化學實驗,一邊玩迷你高爾夫。“我們想要告訴中國朋友,我們也會玩兒。”該活動總監阿克曼說,“我們要展現一個有活力的德國。”

　　□本報記者張哲發自瀋陽實習生徐臻蔣文潔

　　“小小化學家”與“二人轉”

　　“德中同行”官方贊助商、化工行業的巴斯夫公司,在自己的展亭裡佈置了一間實驗室,取名“小小化學家”。

　　實驗室裡,一群小朋友戴著防護眼鏡,繫著圍裙,面帶從事科學工作的莊重和嚴肅,在指導老師的帶領下製作發膠。

　　孩子們12人一組,在半小時中,參與“超強吸水劑”、“廢紙再生”和“自製發膠”等6個化學實驗。指導老師們是來自瀋陽藥科大學的學生志願者。孩子們做完實驗還可以領到一個小玩具作為禮物。他們很開心地告訴本報記者,原來覺得化學就是污染,現在知道它不但可以無害,還很有趣。

　　11歲的李沐霖是四年級的學生,他說,現在覺得德國技術很先進。至於巴斯夫這個企業,他說,“以前從來沒聽說過”,但現在記住了。12歲的黃蕾也說,現在覺得德國人“有禮貌”、“素養高”。

　　類似的活動並不少。西門子展亭內,小朋友可以參與跟電子電路有關的物理小實驗；安聯保險以城市老齡化為主題的展示中,觀眾可以在展亭內揮桿,玩一玩迷你高爾夫；...詳全文]]>  鄧玉嬌案像個巨大的漩渦,多方人士被裹挾其中,法學家尤甚。有的法學家在開庭前接受了司法機關對鄧玉嬌案的意見徵求,有的法學家則以超脫之態批評司法弊病,有的法學家則直接上書中央要求判鄧玉嬌無罪……

　　　　但結果只有兩種,要求判鄧玉嬌案無罪的法學家被網民追捧,贊同有罪判決的法學家則被痛罵。

　　　　是簡單地判定某些法學家「依附權貴」或「堅守良知」,還是確實存在專業理性與社情民意之間的衝突與失衡?這是一個需要深入辨析的問題。

　　　　□本報記者趙蕾發自廣州

　　　　那些被網民痛罵的刑法學者

　　　　「如果說鄧玉嬌無罪,那就是把法律置之度外。」武漢大學教授、著名刑法學者馬克昌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堅持鄧玉嬌案的一審判決無可置疑。

　　　　鄧玉嬌案一審判決出來後,馬克昌接受新華社採訪時發表的意見,在網路上遭到猛烈抨擊。對他訪談中提到的,難以認定鄧玉嬌的行為構成正當防衛這一點,網友們最為憤慨。這位在業界有良好口碑的刑法學界泰斗,被指「奉旨說話」、「晚節不保」。從學品到人品,各種對他的指責毫不留情。

　　　　其他幾位對判決持支援意見的刑法學者,受到同樣的質疑和攻擊。在某知名網站上,出現了「鄧玉嬌案讓一些刑法學者變態」的報道。

　　　　有人甚至製造虛假報道,以博訊網記者李三思採訪著名刑偵專家李昌鈺,借李之口稱上述幾人不配當刑法學家。6月20日,博訊網發表聲明,稱他們沒有叫李三思的記者,也沒有安排類似採訪。

　　　　馬克昌對這樣的反應感到意外。他說,目前的判決已經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最大限度考慮了要求從輕處理的民意；何況主張從輕、無罪也僅是民意中的一部分,「有人也堅持要對鄧玉嬌作處理。」在他看來,一審判決是法律和民意雙贏的結果。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開庭前兩天,湖北省檢方把鄧案起訴書發給幾位刑法學者,讓他們根據起訴書列明的事實、證據和起訴意見,發表看法。向專家咨詢意見請他們把關,是中國檢法機關處理重大影響案件的慣常做法。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刑法學者梅傳強是被徵求意見的專家之一,也因被報道支援判決遭網友指責。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根據起訴書陳述的案件事實...詳全文]]>  甲型流感肆虐,藥品匱乏,中國廠家有沒有權仿造外國特效藥達菲?這是否會侵犯達菲廠家的知識產權?專利保護和公共利益孰輕孰重?

　　　　專利法中的強制許可制能解決這一衝突。台灣就曾在2005年禽流感時,未經達菲廠家同意,以強制許可的方式生產達菲仿製藥。而廣州白雲山製藥總廠,正在試圖成為大陸的第一個吃螃蟹者。

　　　　□本報記者何海寧發自廣州

　　　　甲型流感在全球持續肆虐,造成了特效藥達菲供不應求。目前中國的達菲儲備量遠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中國專家只能建議醫生節省達菲用藥,留給重症患者使用。

　　　　但事實上,中國的藥廠並非沒有製造達菲的能力,早在2005年禽流感後,廣州白雲山製藥總廠(下稱白雲山製藥廠)已研發了達菲仿製藥「福泰」。之所以無法大批量生產,是因為達菲這種外國特效藥是受專利法保護的,而白雲山製藥廠沒有得到達菲廠家的授權。

　　　　然而,達菲的儲備量畢竟事關中國的公共衛生安全,公共利益與專利保護之間兩者孰輕孰重?

　　　　這些問題早在2005年就同樣挑戰過印度、泰國、越南等國政府和企業。他們一致採用的辦法是,實施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生產達菲仿製藥。即指國家面臨緊急狀況,以國家強制力的方式使用某專利,無須經過專利權人同意。

　　　　同濟大學法學教授單曉光說,此項法律制度中國亦已完備。他參與了今年的專利法第3次修法。

　　　　廣州白雲山製藥廠亦正在就達菲仿製藥「福泰」申請專利強制許可。

　　　　然而,自1984年專利法頒布至今25年,我國內地專利強制許可案例依然空白。白雲山製藥廠可能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廠家。

　　　　達菲廠家不願授權白雲山製藥

　　　　白雲山製藥廠這個念頭始於2005年禽流感。

　　　　在廣州市科技局的組織下,以鐘南山為牽頭人成立了禽流感防控領導小組,白雲山製藥廠與中科院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聯合成立藥物攻關小組,開始研究達菲仿製藥。

　　　　上海羅氏製藥有限公司(下稱上海羅氏)的專利藥達菲是特效藥之一,供不應求。「我的朋友從香港幫我帶了幾盒,當時很寶貴,市場上買不到。」某製藥企業負責人回憶說。

　　　　1個月後,攻...詳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