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破壞了君子協定

 餘情余理

　　□長平

　　在信任關係相對正常的社會,動輒懷疑一個人的善舉,要求他出示每一句話的憑證,是一種不義的行為,也容易落為被人嘲笑的小人

　　余秋雨先生到底有沒有向四川災區捐款20萬元呢?在一面倒的質疑聲中,終於有一個支援他的關鍵證人站出來了,他就是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長肖融。肖副局長證實,余先生的確曾有意捐款20萬元,後來改為捐贈價值可能會超過20萬元的圖書。

　　不幸的是,也正是這位肖副局長,證實了余先生及其代言人多次說謊的事實。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余先生未曾向四川災區捐款20萬元,也沒有捐建三所圖書館,而且尚未捐贈三萬冊圖書,他只是決定將要捐贈。這和余先生及其代言人此前信誓旦旦“一次性捐款20萬元”、“獨資捐建三所圖書館”、“已經到賬了”並不相符。有人懷疑肖融副局長作假證,因為正如社會公眾一再要求余秋雨先生出示捐款收據卻未見“真身”一樣,他的這些說明也沒有憑證。對此,肖副局長給出了一個非常聰明的回答,說他們之間達成的是“君子協定”。

　　所謂君子協定,就是口頭約定,不是靠法律,而是靠道德來約束的合約。這種道德建立在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係之上。有論者提出是君子就不要搞君子協定,我能理解這是對法治社會的渴盼。但是,即便是法治制度相對完善的社會,君子協定也存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而且是社會運轉的基本粒子,越到人際關係的底層作用越明顯。你去市場買菜,不管如何明碼實價細緻入微,你也做不到一手交錢一手提著攝像機,你只能相信絕大多數菜販不會收了錢不認賬。就是法律本身,也建立在君子協定之上,比如原告和被告都相信,法官對鐵板釘釘的事實是會認賬的。這就是社會中基本的人際信任。

　　作家和讀者之間,必須有一種基本的信任關係,這本身就是一種君子協定。作家寫到痛苦,讀者的閱讀體驗首先是去想像痛苦,而不是懷疑作家寫錯了,或者故意騙人,把歡樂寫成了痛苦。同情與慈善也是這樣,有人替災區感到難過,為災民捐款,你立馬就懷疑他其實幸災樂禍,不僅沒有捐款而且還搶災民的錢,這就太讓人痛苦了。因此,我非常理解,當作家阿來被懷疑和余秋雨先生一樣詐捐時,他憤然寫道:“我希望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不是每一個人都把別人的任何行為都想像得蠅營狗苟,不是每一個人都懷疑別人每時每刻都在作私利的盤算,不是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身處某個假想的道德高地而覺得有天然的權力隨時隨地對別人進行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