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傷心筆記」

　　　　龍應台:我希望他超越國族意識。

　　　　從帶這兩個孩子的時間裡我觀察到三代德國人。第一代是安德烈的爺爺輩,他們在國家主義的熏陶下長大,成就了納粹的統治；然後是1968年的一代,起來對上一代批判,主張相反的東西:解放、自由,摒棄民族主義、逃避國家主義、拒絕權威等等,這代人成為安德烈這個年齡層的老師們；於是安德烈這代人就在強烈反對權威、反對莊嚴儀式、不對國旗敬禮的文化中長大,等到安德烈這一代人長大了,成熟了,他們又開始反思跟檢討他們的老師輩,就是說,他們也不見得要照單全收你1968年代的那一套。

　　　　我自己在台灣的那種威權政治下成長,經過了國家強烈塑造的那個過程,所以對國家和民族這東西是極其戒備的。歷史匯聚到一塊去了,在這一點上,我這個1950年代在台灣成長的母親和1990年代德國的兒子之間,竟然有了對話的歷史基礎。南方週末:你應該也處於他老師那個層級。龍應台:某些層面確實是,但我覺得,我對於我的父母這一代人,可能比他們多一點理解和憐惜吧,不論是海峽的此岸或彼岸。

　　　　當你的國家被侵略的時候,要團結起來,抵禦外侮———但客觀地說,有一些所謂「外侮」,是政治野心家製造的,因為這東西最容易拿來鞏固權力,它往往是統治術的一部分。所以對於國家主義、民族情緒什麼的,我的懷疑是相當深的。

　　　　南方週末:你會容忍孩子們的「不正確」嗎?要是他們有一種不正確。龍應台:我們常爭執啊。他們也常批評我呢。譬如說有一次,我跟菲利普在看臺灣的電視新聞,我邊看邊罵,說怎麼這麼差的新聞編輯,這麼偏頗,簡直不堪忍受。他冷冷地說,去改造他呀,別只罵不做。他覺得我的行動力不夠。然後我們就會談到知識分子和行動者之間的界線,他們不見得同意我的看法。安德烈就會覺得我身上還有太多知識分子的「身段」。

　　　　再譬如說,對於生活態度,《親愛的安德烈》裡,我們的差異特別突出。安德烈覺得我缺乏生活美學。我也承認。

　　　　菲利普對「左」很有看法。所謂「左」,指的是西方的「左」,不是大陸的「左」。他十六歲的時候,在法蘭克福一個有名的左派報紙作實習生,那時好像還很欣賞歐洲的左派思潮。現在他十九歲了,他會告訴你,德國的左派完蛋了,走極端,而且毫無新意,空洞的意識型態領軍,連綠黨都相當地空中樓閣,他覺得很「幼稚」。他會跟你說,很多的現實不是你用那種極左的浪漫主義可以解決的。

　　　　這哪裡輪得到我不容忍啊?他們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時候比我還要懂得多。我所希望的是:第一,他們能思考、是獨立地思考；第二,有寬容的精神———在這兩個基礎上,他們無論做什麼選擇,我都能夠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