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傷心筆記」

　　　　1972年的時候我20歲,1972年的台灣還是一個貧窮、落後、保守、邊緣的社會,我的家庭是從大陸過來的難民家庭,所以也是貧窮的,艱辛的,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平庸。我們都覺得自己很聰明,要為國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說,我們把自己看的很大很重。那麼安德烈感覺自己平庸的觀念從哪兒來的?

　　　　那晚開啟了這樣一個話題,所以第二天我就寫了《給河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說到底什麼叫「平庸」。

　　　　舉個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個學校的操場上去散步,有的人拉著一隻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兒練習跑100米,有的人練習跑5000米,那悠哉悠哉遛狗的人碰到那個跑5000米的不會覺得自己平庸,因為他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個人以他的速度跑,旁邊衝過一個跑百米的人,他也不會覺得自己平庸,因為他的目標不一樣。平庸與否,其實完全要看你把目標設定在哪個軌道上。

　　　　南方週末:如果你兒子真的平庸,你真的不會覺得失望嗎?

　　　　龍應台:我其實也誠實地在問自己,思考了之後我自己覺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夠平安而且快樂,不管傑不傑出,我都已經很感謝了,所謂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實上,這種情形已經發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們的兒子女兒都在哈佛、劍橋讀書,頂尖的優秀,我的兒子還在尋找人生的意義和方向,而且並不以「傑出」作為人生志向。以「不能輸在起跑點上」的邏輯來說,他已經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陽台夜話」,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緒,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們在人生裡找到意義。

　　　　那篇文章大概就是碰觸到了東方社會裡那種對於競爭的集體焦慮,大概碰得很深,很多年輕人在那種競爭的壓力之下有很深的迷茫,所以華文世界的讀者對這一篇的反應很一致。

　　　　南方週末:20歲的時候你在上大學,有大的志向嗎?

　　　　龍應台:我們都是胡適之、羅家倫、傅斯年那個脈絡的五四青年下一代,小學生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讀台南女中,像我們這種自以為有思想的女生,十七歲時都是抱著尼采在街上走路的,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深刻。到了大學,專讀西洋文化史文學史歐洲思想史什麼的。再加上國民黨所注重的傳統儒家思想,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那樣的價值觀,你自然覺得改變社會、民族復興的大任都在你身上。

　　　　1975年我離開台灣到美國去留學的時候,走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裡頭,天上深藍深藍的一片雲都沒有,陽光照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一片無邊無際的草地。8月,還沒有開學,美國18歲、20歲的人光著臂膀、穿著短褲、球鞋、騎著腳踏車在你面前悠來悠去,我最無法忘懷的就是:咦,怎麼他們每個人看著都那麼輕鬆,那麼沒負擔?從他們肢體的語言我就已經發現了,我們差別很大,他們身上沒有那個幾千年的國家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