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苦力通過肩挑運走

　　1949:亂世黃金

　　國共內戰正酣，蔣介石卻已經秘密布局，將包含金圓券準備金在內的大批黃金運離大陸，送抵臺灣。六十多年來，這一直都是兩岸極具爭議性和震撼性的事件。而亂世中黃金總數的此消彼長，成為了歷史大變局中舉足輕重的力量

　　本刊特約撰稿/劉墨

　　『巨額金銀以百噸千噸計、輾轉運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加州大學教授吳興鏞說。他是國民黨軍隊前財務署長、親歷黃金運台的重要人物吳嵩慶之子。

　　2009年末，由吳興鏞所寫的《黃金密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一書在大陸公開出版。該書包括其父親的軍費『密檔』日記，並援引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于2008年公開的蔣介石1946年至1955年日記，以及他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獲的資料，從三個方向進行了史學角度的互証。這再度引發了人們對於該筆巨金的關注，尤其是昔日金圓券災情最重的上海老百姓，反響最大。

　　吳興鏞日前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他表示：『60年過去了，此聯結海峽兩岸的巨大事件，應該到還原真相和解密的時候了。』

　　搜刮黃金等硬通貨

　　『用全中國的錢，建設了中國的一個省。這等於劫貧濟富，這是很對不起大陸的，用會計學的說法是耽誤了大陸發展的機會成本。』這是臺灣著名作家李敖的話。李敖曾經編著過《蔣介石研究》，稱吳興鏞的父親吳嵩慶為『蔣介石的總賬房』。

　　1947年底，吳嵩慶出任職位並不高的預算財務署長，中將級，但掌管國民黨軍隊的軍餉及軍費。在他任此職的15年間，正是國共內戰激烈，台海危機迭發之時，軍費支出一度占總預算的80%以上，他一度被稱作是『吳軍需』，而他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

　　『蔣介石屢戰屢敗，對陸、海軍將領的失望，經濟的拮據、外交的艱窘，立法、監察各院之黨員之「無法無天」，使他感覺情勢之黑暗，極他有生以來未有如此之悲慘。』 多年後，吳興鏞在書中描述蔣介石在1948年的困境，認為他此時已做好了逃亡臺灣的準備，這是黃金運台的起因。

　　1948年8月，蔣介石頒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總額以20億元為限。黃金、白銀、美鈔等都需限期兌換，否則強制沒收。金圓券發行採用所謂的十足準備，其中必須有40%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資產充當。

　　曾任上海市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的洪葭管主編過《中央銀行史料》。1977年，他曾在南京呆了7個多月，抄寫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里關於黃金運台這段史料。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了當年從民間v洹I的戰績：根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1948年11月16日向蔣介石的報告，當時共收兌黃金166.3萬兩，僅上海一地收兌的黃金就達110.3萬兩。洪葭管認為，這筆黃金，正是蔣介石逃亡到臺灣時最需要用的『救命錢』。只是金圓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貶，繼而成為一堆廢紙，許多小康人家因此而傾家蕩產。吳興鏞後來形容，運抵臺灣的黃金是『深染兩岸人民血淚的「物質」』。

　　而1948年11月中下旬，蔣介石除戰場上失利外，又受到以李宗仁、白崇禧為核心的桂系的壓力，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敵，他心知，國庫大部分黃金必須在下野前轉移到『安全地點』了，此安全地點就是隔海的臺灣。於是，當國民政府行政院焦急地討論對這次幣制改革失敗的補救辦法和修正方案時，蔣介石已經于11月10日面諭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把中國銀行『庫存金銀……應即密運台、穗等地分存』。該報告原件收錄在《中央銀行史料》中。

　　吳興鏞援引的蔣介石日記1948年11月大事記中，亦提及中央銀行存款處理事宜。同期，當局決定將倫敦展出的故宮精品、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等處擁有的珍貴古物運送臺灣。

　　400萬兩純金運抵臺灣

　　『黃金運台是絕對機密，每個環節都是高度秘密作業，只有上層少數人知道。』時任上海中央銀行稽核處稽核員，現已95歲的張繼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這個高度機密被偶然捅破了。1948年12月2日凌晨，上海外灘全面戒嚴。挑夫或兩人挑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海邊，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停靠在黃浦江邊上。碰巧目擊此事的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憑直覺斷定箱子里是黃金，他便立刻發出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運金行動震驚了全中國。湖南省參議會首先通電全國：『這些金子都屬於全國人民所有，是三個半月前以發行金圓券強迫收購來的，來自民間，作為金圓券的準備金，隨意移動會影響老百姓對金圓券的信心。』上海則人心惶惶，沒過幾天就在中國銀行門前發生了震撼世界的黃金擠兌事件，擠死擠傷多人。

　　上海國庫黃金共分四批運出，這不過是運往臺灣的第一批黃金，由俞鴻鈞主持，第一船次搬出庫存黃金774箱，計200萬余兩；第二船次則于1949年1月，運黃金57.3萬兩。

　　與此同時，蔣介石委派吳嵩慶負責第二批上海國庫黃金運送，1949年1月至2月，吳嵩慶以軍費名義，自上海運走黃金90萬兩，並經管第二至第四批金銀，運至臺灣、廈門，做為『預支』軍費。彼時國共內戰白熱化，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士氣，對主要作戰部隊發放黃金、銀元。身為『總賬房』，他也只能勉力為之。

　　蔣介石本人至為關切上海所存金銀外匯。他于下野前五天，即1949年1月16日，親自約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和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指示兩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

　　根據吳嵩慶之子吳興鏞多年追蹤黃金密檔、採訪相關見証者後的估算，且比較整理了《中央檔案館與大溪檔案館記載黃金量對照表》，吳興鏞提出，如果再算上1949年8月從美國運來的黃金，全部運送到臺灣的黃金共六批，總數量約400余萬兩，當年共值約4億美元。考慮到其中約60萬兩黃金又被回運到大陸，作為國民黨政府撤離前的行政費用，加上另外約等值于350萬兩黃金之外匯和銀，最後運存臺灣的資金數量約等值于700萬兩黃金之巨。

　　吳興鏞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透露，有些只是他通過經手人的口述推測出來的，並沒有原件的印証。但幸運的是臺灣國史館最近向他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比如有一批黃金賬上沒有的約150萬兩，其中78萬兩找到了原件佐証。另外一批黃金曾由其父親吳嵩慶保管，他通過經手人的口述，推測有100萬兩，現在已經有原件証明，有103萬兩。

　　200多萬兩黃金流入臺灣民間

　　運抵臺灣的金銀，根據吳興鏞的估算，相當於當時臺灣每人平均分到了50美元。

　　吳興鏞追蹤了大陸運台黃金的流向，除了用作新台幣的準備金，更將之換為新台幣，除卻相應開支，折為薪餉，發給了70萬大軍，用來『保衛臺灣』，此筆費用遠遠超出1949年、1950年兩年的整個臺灣省的收入。而臺灣在1950年的最大宗支出就是軍費，有了巨額黃金貼補，才免于被通貨膨脹的洪流所衝毀。另外臺灣《聯合報》3000兩黃金的開辦費亦是從這筆巨金中支取的。

　　1950年前後，運台黃金中的200多萬兩流入臺灣民間，其功勞顯著：穩定了新台幣，提供了公教人員和士兵的米糧，應對了軍隊的薪餉及軍火、汽油等的補給，使得一個人口只有600萬的小島，突然多承擔了70萬的軍隊和100多萬的公務員及眷屬，而民心安定，社會有序平靜。蔣經國曾表示過：『政府在撥遷來台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y峖迨w不堪設想了，哪裡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業已公開的《美國國家檔案紀錄局文件》表明，美國國務院在1950年3月也收到『臺灣情勢趨穩定的好資訊』。

　　由於龐大的軍餉開銷，這筆巨金消耗得很快，但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來自美國的援助就補上了這個大缺口。此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使得解放臺灣擱淺。臺灣偏安一隅，致力于發展，此後更創造了臺灣經濟騰飛的奇蹟。

　　現存臺灣文園『國庫』內的黃金，據稱大陸來的僅占百分之七，其餘都是後來陸續購進。只是上海國庫黃金運台一事在臺灣仍是忌諱多多。吳興鏞回憶，他的父親吳嵩慶1990年被問及此事，還斷然說：『此事我不清楚。』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郭必強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馬英九上台後對此事是沒有提過的，之前的臺灣領導人也多數回避或否認。2004年11月，李登輝在臺灣新竹選舉時曾說：『不要以為臺灣今天的繁榮是國民黨抵台時運來了九百六十萬兩黃金，事實上沒那個事！那艘船從南京來臺灣時，早在揚子江(長江)口就沉了……』

　　民間藏金流向國家

　　『金圓券發行，民間所藏的銀圓、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這是《李宗仁回憶錄》中的表述。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在『無金』的基礎上建設國家金融體系。在黃金短缺的狀況下，解放初期便出台了嚴禁金銀計價流通和私相買賣的規定，如1949年6月頒布的《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嚴禁一切金銀帶出解放區；人民儲存之金銀如在解放區內遷移必須攜帶者，須向區級以上政府申請開給攜帶証；屬於人民自行佩戴之金首飾不超過1市兩。在本區內攜帶金銀而無合法証件，或以金銀計價行為者，按牌價貶低15%至30%收兌。195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制定下發《金銀管理辦法》(草案)，凍結了民間的金銀買賣。

　　1949年後，中國大陸到底還有多少黃金？吳興鏞曾引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研究員武力的文章，提及『1950年3月物價趨于穩定後，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就收兌黃金745.5萬兩……』雖然該資料在海內外爭議頗多，但是民間藏金一度流向國家，確是不爭的事實。

　　而據媒體報導，溫州解放初期，有人不願意拿黃金去換人民幣，用各種辦法把金子藏起來，比如床底、牆角，還有資本家把金條藏在皮箱的夾層里，最後還是被查了出來。至1950年底，溫州地區共處理金銀案件446起。到1952年止，溫州地區按牌價收進黃金9625兩。這些兌換過來的金銀要送往省行，當時在中國人民銀行溫州支行任職的楊國甸擔任起了護送工作。他清楚va記得，用33艘小船載著金銀送到了杭州。

　　建國後勢頭最猛的民間黃金兌換潮是在文革期間。杭州、寧波等市的紅衛兵貼出了『砸爛金銀飾品』的大字報。人們紛紛將久藏在家裡的各種金飾、金條等拿到銀行要求兌換。據《浙江金融史》記載，從1966年8月27日開始，到當年10月底，杭州市共收兌黃金660市斤。幾乎同時，寧波用1個多月的時間，收兌了黃金632市斤。收兌來的錢當場轉存。有的儲戶心有余悸，還向銀行探問，兌換來的儲蓄是否屬『四舊』？還有人提出存款不要利息。

　　經歷過嚴格的黃金管制及兌金潮後，生于7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鮮有人曉得黃金到底長什麼模樣？從1982年9月起，中國百姓才可以通過商場購買到黃金首飾；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黃金交易所開業，中國黃金市場才走向全面開放。

　　考慮到中國民間曾有的巨大的黃金藏量，儘管並無確切的數字比例，吳興鏞認為運送到臺灣去的黃金占中國大陸金銀的總數其實很有限，其總價值不僅少于後來中國援助越南的金額，亦少于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費用。而根據中國黃金協會提供的資料，2009年中國產黃金近314噸，年產黃金量連續3年居全球第一位。

　　不過，鑒於這筆運送到臺灣的巨額黃金終究是『人民血汗錢』，吳興鏞提議臺灣當局以部分運台剩余黃金的利息建立一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主要為支援兩岸交流，爭取兩岸和平的願景。在吳興鏞看來，這也是對大陸許多由於這筆巨金運台而導致金圓券狂貶、受損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徵性的『補償』。                ★

　　(本文參考了《黃金秘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新中國金融史》《浙江金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