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科學：聰明藥惹質疑(組圖)

目前，市面已有一些似乎能改善認知能力的藥物，但這些藥物真的是我們盼望已久的『聰明藥』嗎？爭議漩渦中的『聰明藥』

　　撰文 加里‧斯蒂克斯(Gary Stix)

　　翻譯 趙瑾

　　『聰明藥』

　　● 一些大學生和企業管理人員服用類似於興奮劑的藥物，來增強記憶力，使思維更靈活。但實際上，沒有研究証明這些藥物具有這樣的功能。

　　● 一些倫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為我們展望了這樣的前景：不僅是癡呆症患者，任何正常人都可以服用的『聰明藥』將問世。

　　● 目前，仍有一些難題有待解決：這些能彌補基本智力缺陷的藥物是否足夠安全有效，讓人們可以把它們當作咖啡或茶一般服用。

　　在未來主義者眼裡，『H+』是加強版人類的代號。加強版人類將能利用幹細胞、機器人、提升認知能力的藥物等各種先進技術，突破人類生理及心理局限。

　　實際上，利用藥物提升智力(包括注意力、記憶力、規劃能力等基本認知功能)，已不再是未來主義者的幻想。美國前總統老布希曾將20世紀90年代稱為『大腦時代』，而此後的10年，更可謂大腦升級的時代。

　　最近發表的一些文章對神經增強劑、益智藥、『大腦偉哥』等藥品的問世幾乎是一片歡呼，人們對『聰明藥』的迷戀可見一斑。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自我增強的時代已經到來：考試前，大學生常從朋友那裡要幾片利他林(ritalin，一種中樞興奮藥)，以便熬夜奮戰；急趕進度的軟件工程師，或想保持敏銳頭腦的企業管理人員，則會服用幾粒莫達非尼(modafinil，新一代興奮劑)。在他們看來，這些藥物的作用絕非一杯咖啡可以比擬，不僅能醒神，還能讓服用者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從而記住有機化學中複雜的分子式，或者清楚va闡釋擔保債務憑証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的秘密。

　　對認知過程分子基礎的研究，最終將在科學家和制藥公司的努力下，轉化為能改善智力的藥物，進一步加強人類自我增強的能力。雖然科學家研制這些藥物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癡呆症患者的智力，但不可避免的是，當醫生為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患者開藥時，也會讓更為龐大的、患病程度較輕的老年群體服用這些藥物。與認知增強劑相關的倫理問題已引起廣泛討論，這些討論也讓人們意識到，認知增強劑很可能將成為一種常規藥品，面向所有人開放。

　　一些學術論文和新聞報導已經在質疑：在大學入學考試前服用認知增強劑，是否會導致不公平競爭；雇主要求員工服用藥物，以按時完成公司的生產任務，是否屬於違規行為。

　　在輿論指責雇主利用藥物進一步壓榨雇員的同時，人們也對這些增強腦力的藥物的真實效果提出了質疑。為提高注意力或治療嗜睡症而研發的藥物，是否真能讓學生取得更好的考試成績？服用這些藥物後，公司管理人員是否真能在老板的緊逼下，完美地完成一項項任務？影響大腦基本功能的藥物是否足夠安全，能不能擺在藥店的貨架上，與鎮痛藥、維生素片等非處方藥一起售賣？現在，這些問題已在神經科學家、內科醫生和倫理學家中引起了激烈討論。

　　爭議漩渦中的『聰明藥』

　　儘管爭議不斷，但人們對認知增強劑確實有很大的需求量﹝這些藥物原本是用於治療注意力缺陷多動症(ADHD，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等疾病﹞。2007年，一篇調查報告指出，在過去12個月中，美國有160萬人並非為了治病而服用過處方興奮劑。合法的精神興奮劑包括苯呱啶醋酸甲酯 (methylphenidate，即利他林)、安非他明(amphetamine)及莫達非尼(modafinil)。據報導，在某些學校，1/4的學 生都在服用這些藥物。去年，《自然》雜誌發起的一次網上調查顯示，來自60個國家的1,427位科學家中，20%的人表示服用過苯呱啶醋酸甲酯、莫達非尼 或β-受體阻斷劑(能減輕怯場反應)。總的來說，人們使用上述藥物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注意力。通常，人們可以通過網路和醫生來獲取藥物(一些藥物是為醫治某類疾病而研發的，但醫生有時會用它治療其他疾病，不過制藥廠商不能宣傳藥品說明書上未提到的用途)。

　　人們對這些化學藥品的需求量，可能會隨著人口老齡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加劇而增長。神經技術工業組織(Neur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執行主席扎克‧林奇(Zack Lynch)解釋說：『如果你生活在美國波士頓，現年65歲，退休儲蓄急劇減少，你就不得不繼續工作，保持機敏、高效的工作狀態，以便與印度孟買的23歲年輕人競爭，這時你也許會感到壓力巨大而求助於藥物。』

　　最近，相關部門打算擬定道德准則，規範認知增強劑的使用。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假設這些藥物真的有效，確實能改善某些認知功能，如注意力、記憶力、規劃能力和推理能力等。很多人認為，如果這個假設成立，倫理學家就有必要考慮，這些藥物得到普遍使用後會引起哪些衍生效應。2002年，這種想法導致了一個新學科──神經倫理學(neuroethics)的產生，旨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由認知增強劑和相關裝置(如大腦移植物)引起的道德和社會問題。

　　去年，一些倫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從一個極具爭議的角度撰寫了一篇評論，發表在《自然》雜誌上。他們提出，人們應改變『藥物只能用於治療疾病』的傳統觀點，並探討了藥物在疾病治療以外的應用前景。他們認為，如果能在健康人群中證實精神興奮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這些藥物就可能廣泛用於提高智力水平，讓人們在學習和工作中表現得更好。在這篇評論文章中，科學家引述了多項研究，表明某些精神興奮劑的確能改善包括記憶力在內的多種認知功能；他們認為，認知增強劑就像『教育、良好的衛生習慣和資訊技術一樣，都是人類提高自我能力的一種方式』。

　　6個月後，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 ──約翰‧哈里斯(John Harris)又在《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發表了另一篇評論文章，對認知增強劑進行了更深層次的討論。哈里斯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一位生物倫理學家，也是《醫學倫理雜誌》(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和《強化進化》(Enhancing Evolution)一書的編輯。他在評論中指出，如果連兒童服用苯呱啶醋酸甲酯的安全性都得到證實的話，對於那些想用該藥物來提升大腦能力的成人來說，它也應該是完全無害的。在後來的一次採訪中，哈里斯還談到，他預計政府對此類藥物的限制將逐步放寬，如果不出現安全問題，苯呱啶醋酸甲酯(目前是一種處方藥)最終可能會像阿斯匹靈那樣，成為一種非處方藥。

　　但哈里斯的觀點受到了廣泛質疑。一些研究人員和倫理學家懷疑，這些能調節認知過程的藥物是否真的安全到，可以像鎮痛藥或咖啡和茶那樣向大眾銷售。

　　詹姆斯‧斯旺森(James Swanson)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科學家，曾參與兩種治療ADHD的藥物(安非他明和莫達非尼)的臨床試驗。他說：『我認為，人們還不了解當很多人都可以隨便服用這些藥物時可能產生的風險。一小部分人可能會對藥物成癮，還有一些人可能會因為服用這類藥物而導致智力下降。這就是我反對把這類藥物變為常規藥物的原因。』面對這些問題，英國內政部雇佣了一個顧問團，請他們評估認知增強劑的潛在危害，以及是否需要制定新的管理條例以避免危害的產生。

　　也有一些科學家認為，這些爭論其實毫無意義，因為除了不斷進行枯燥乏味的練習外，也許根本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智力。一些科學家曾試著開發能逆轉癡呆症患者記憶喪失過程的藥物，但他們認為，利用藥物來提升健康人的認知能力不過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我並不擔心認知增強劑會對個體健康產生影響，因為現在根本就沒有哪種認知增強劑可以讓我們擔心，』魯斯科‧布特求拉德茲(Rusiko Bourtchouladze)如此評論道。布特求拉德茲寫過一本關於記憶科學的暢銷書，還曾與200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埃里克‧坎德爾(Eric Kandel)一起從事過神經信號傳導方面的研究(坎德爾正是憑借這項研究獲獎的)。他認為，『現在談論增強認知能力還為時過早，這類藥物可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都不會出現。關於這類藥物的謠傳實在太多了。』

　　從這一角度來看，記憶是由人體內各種化學信號、黴、蛋白質的相互作用產生的，這個複雜體系通過自我調節達到一種平衡狀態，如果人不生病，這種平衡就不會受外界干擾。通過補償缺失的重要化學分子，也許可以阻止癡呆症引起的思維能力下降和對他人身份認知能力的喪失。從總體上看，對於癡呆症患者而言，這種人為干預利大於弊。而打亂健康人體的平衡，則可能導致意外後果：舉例來說，長期記憶方面的任何改善，都可能會因為工作記憶能力的下降而被抵消(長期記憶主要存儲久遠事件，如童年時光和去年的假期生活，而工作記憶相當於大腦的記事簿，主要存放電話號碼等暫時記憶)。

　　一些評論家在討論認知增強劑的倫理問題時，把人們對這些藥物的擔心歸因于『思辨倫理學』(speculative ethics)。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納米技術及其他新興技術領域。倫理學家、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尚未問世的技術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上(如聰明藥泛濫、納米機器人擺脫人類控制等)。荷蘭鹿特丹大學的瑪阿提‧謝爾納(Maartje Scherner)及其同事在《神經倫理學》雜誌上表示：『關於人類認知增強劑的爭論，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過高的期望和誇大的技術宣傳引起的。』

　　認知增強劑的歷史

　　利用藥物來提高健康個體認知能力的研究，最早可追朔到80年前，但當時並未得到明確結果。1929年，化學家戈登‧亞勒斯(Gordon Alles)開始把安非他明用於醫療。這是一種類似中草藥麻黃鹼的合成藥物﹝亞勒斯還發明了另一種安非他明藥物──愛它死(ecstasy)﹞。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很多國家都讓士兵服用各種安非他明藥物，以激發士兵的勇氣，讓他們保持清醒與警惕。德國和日本給士兵服用的是苯呱啶醋酸甲酯，英國和美國士兵則服用了苯丙胺(benzedrine，與安非他明類似)。

　　科學家很想知道，這些藥物是否真能產生預想中的效果。20世紀40年代，英國和美國科學家進行了一次心理評估，結果發現藥物服用者在閱讀速度、乘法計算等測試中自我感覺良好，但他們的得分並不比那些攝取咖啡因的受試者高。事實上，他們在複雜測試專案中的表現甚至有所退步。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科學史家、《極速快感》(On Speed)一書的作者尼古拉斯‧拉斯馬森(Nicolas Rasmussen)解釋說：『這是因為安非他明能改善情緒，讓我們覺得自己表現得特別好，哪怕事實並非如此。在完成簡單而枯燥的任務時，這類藥物能提升受試者的勤奮度，讓他們獲得更高的分數，但這些任務與參加司法考試或在戰鬥中駕駛飛機完全是兩回事。』

　　1956年，苯呱啶醋酸甲酯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它的化學結構與安非他明十分類似，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比較溫和的興奮劑(制藥廠商將它稱為『刺激精神運動的快樂介質』)，但當使用劑量達到一定限度時，它產生的生化效應以及對心理的影響與其他興奮劑近似。安非他明的『輝煌時期』是在40多年前：在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 (FDA)限制安非他明用量，將它列為處方藥物之前，美國人在上世紀60年代末吞掉了100億片這種藥物。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神經科學家邁克爾‧S‧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上文中提到的《自然》雜誌上那篇評論的另一位作者)還記得，上世紀60年代初，他還在上大學時，父親曾給他寄過苯丙胺。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治療ADHD時，越來越多的醫生應用苯呱啶醋酸甲酯，這促使科學家利用新型大腦成像技術和設計巧妙的神經心理學測試來檢驗這種藥物對健康人的影響，以便為ADHD患者和其他精神病患者的治療效果提供參考資料。1997年，英國劍橋大學的芭芭拉‧薩哈金(Barbara Sahakian)、特雷弗‧羅賓斯(Trevor Robbins)及其同事，在《心理藥物學》(Psychopharmacology)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他們在對一組健康青年男子進行的研究中發現，服用苯呱啶醋酸甲酯後 (試驗前後，未攝取其他藥物)，受試者在幾個認知測試中表現出色(特別是空間工作記憶和策劃能力測試)，但其他方面的認知能力，比如注意力和語言流暢度，並未有所改善。隨著測試繼續進行，受試者在作出反應時似乎會犯更多的錯誤，這也許是因為藥物讓他們更為衝動。

　　在健康老年男子組中，薩哈金和羅賓斯發現，苯呱啶醋酸甲酯對認知能力的改善作用極為有限。2005年，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醫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對20名睡眠不足的醫學院學生進行了研究，他們也發現該藥物沒有產生任何提升認知能力的效果。苯呱啶醋酸甲酯無法與No Doz等含咖啡因藥物擺在一起售賣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可能引起心律不齊，也可能被某些人當作毒品濫用。雖然常規劑量很難讓人上癮，但在20世紀70年代，苯呱啶醋酸甲酯的使用者在吸食或靜脈注射這種被他們稱為『西海岸』的藥物後，一般都會對該藥物成癮。